贾鹏雷的BLOG

  这并非是一篇新的文字。

  中午讨论起李银河的话题，一位姐姐对李银河颇有非议，认为李银河不应该研究同性恋文化等，那时小众的、非主流的。

    这是正常的，无所谓对错。但我有我的一点看法。

    同性恋人群目前是一个客观存在现象。在中国，这一人群的基数已经非常之大，国际上的调查表明，同性恋的比例通常占人口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左右。而据中国专家估计，目前中国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三千万，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二千万，女同性恋为一千万。其中部分同性恋是临时性的，会转为异性恋。

    而我们都要熟悉，中国的统计方法通常是有一点水分的。水分的原则是“远香近臭”。如果是好的数字，略微夸大些，如果是不好的，就会大面积缩水。而这个数字是否是“好”的并不以客观唯物为标准，而通常以道德与政绩为准。因此，官方公布的同性恋人数的数量，充其量也就只能做一个参照。

    然而，这已经是一项大的进步了。同性恋人群的数量的上升，一部分要归功于近年来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理解开始加深，不再是纯粹的打击厌恶。同时，也跟艾滋病在中国的严峻形势有关，这迫使同性恋人群数量变得显性。

    有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，中国社会还应该不理不问吗？

    中国官方的过问是有多种原因的。从疾病治理、社会稳定的因素出发，是一个主要的积极因素，因为纵容破坏性就相当于降低社会正增长，这是能够使各级官方机构能够统一到一起的原因之一。但是，跟艾滋病等疾病防治等问题一致的一个问题是：社会的正视与积极参与，才是对待这些问题的这个正确态度。

    李银河是我国最早、最久的坚持同性恋亚文化、虐恋亚文化研究的人，参与到同性恋人群中，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现状。跟波伏娃不同，她不是在研究同性恋的成因、生理、心理，而是探讨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同性恋、同性恋人群应该具备哪些权利和义务的问题。这是她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责任。他们的权益应该如何对待、是否拥有跟其他人一样的生存和发展权、如何把他们和社会都引导到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……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探所从事的，是为社会提供一个健全的大脑，帮助社会形成一个健全的平衡的思路。

    而我们大多数人一谈到同性恋就要想到肉体接触、艾滋病等等。这只是同性恋的一个很小的部分，也是最直观的心理反应。任何一个具备通常性取向的人，都会难免想到这个问题。但是，这不能等同于就要对同性恋人群采取一致的生活方式。因为对方是同性恋，就要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，恐怕是说不过去的。

    李银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。或者说，她无法解决，但需要探讨。然而有的人说不喜欢李银河，而原因只是因为她做的研究是小众的、对象是自己无法认同的。

    是否喜欢是一个个人意愿，我尊重。但我认为，在这样的问题上，不仅要区分社会学家的责任和工作，也要调整一下自己——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。

    如果没有李银河这样的人，同性恋在中国受到的重视程度，恐怕将会永远像当初的麻风病、非典一样令人谈而色变，望而生畏。用那样的观点，人们就不应该去研究克服非典的药物。这不仅是不客观的，还将使我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。

    存在主义者认为，凡事都有其存在的道理。这是过去很多年人们都在争论的一个哲学观点。我们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正确看待——包括正确的看待同性恋人群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，只需要在精神上、文字上付出一点点努力，对社会学家、科学家的工作表示理解。这是社会前进中的问题，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我们付出的这点努力，比起社会学家和科学家，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。比起被研究的人群而言，我们所受到的待遇已经算是天上地下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给他们一点理解真的很难吗？